找到“光伏”和“农业”的契合点

民初尚且如此，则该校清末法学教育状况可想而知。

例如，洛克主张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自然法的违反者。格劳秀斯将自然法引为‘天国的永恒律法，由上帝计划并由理性发现，这就瓦解了永恒法与自然法之间，以及作为永恒法和神法之源的神圣意志与作为自然法之源的理性之间的经院式区别。

他主要因阐述作为自然法基础的人的社会性理论而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产生了影响。把英国带入大陆传播的（伏尔泰的）《英国书信集》涉及最多的是洛克和牛顿，洛克是伏尔泰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导师。[71]所以劳特派特认为，格劳秀斯采取了使自然法世俗化并使它从纯粹神学学说里解放出来的决定性步骤[72]。正是他用这种方式思考的意愿使他产生了第一个原创性观点。事实上，如果没有近代自然法概念为其提供基础，社会契约论几乎是不可能产生的。

[132]（五）作为例外承认臣民对暴君的反抗权或国际干涉格劳秀斯主张专制制度或绝对主义（absolutism），他认为如果统治者没有无限的权威，国家内部的秩序是无法维持的。阿什利勋爵十分欣赏洛克的才学，1667年春邀请洛克作为私人医生和秘书住进他在伦敦的府邸。[20]格劳秀斯在将自然法理论应用于万国法时，他的论点主要依靠古罗马法学家的著作。

[153]由此可见，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构成了现代人权观念的思想起源。不过，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缺乏安全保障，个人劳动成果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只有建立国家才能摆脱这些困扰。[9]对此，英国思想史学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指出：一方面，格劳秀斯仍自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但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内容已经使他远离了任何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生活在一位强大的君主路易十三的保护之下，他将自己的著作献给了这位君主。

他不是为了构建类似经院哲学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对万国法进行论证的依据提出了许多哲学思想。[81]苏亚雷斯认为，对于背叛天主教的基督徒异端，天主教会不仅有权施以肉刑惩罚，甚至可以处死。

[70]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论证了一种合法的、包括一种独立于宗教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一定程度的秩序与协调是可以维持的，但不是通过诉诸某种压倒一切的精神权威，而是通过所有国家的共同同意而制定的国际行为准则。最终由作为格劳秀斯门徒的洛克完成了从近代以义务为本位到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根本转变。[42]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原则包括：归还他人之物、损害赔偿、惩罚犯罪、信守承诺或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等。

任何明显与这种判断不相符合的都被理解为违反自然法，即违反人的本性。[123]格劳秀斯指出：由于遵守契约是自然法的一项规则（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必须有某种相互约束承担义务的方式，而其他自然方式无法想象），从这个渊源产生了国内法制度。……格劳秀斯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定义，他写道，‘道德资格可以指‘能力或‘资质。[228]又如，格劳秀斯传统的倡导者、剑桥大学教授赫希·劳特派特，也是战后国际法学界自然法复兴的代表人物。

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们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76]当然，格劳秀斯的上述突破并不意味着他对经院哲学的弃绝。

[220]然而，与战争中的野蛮屠城不同，纳粹德国有理论、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的工业化大屠杀（如通过集中营和死亡营的毒气室灭绝），一方面体现了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国际法史学家努斯鲍姆认为，格劳秀斯作为虔诚的新教教徒，没有任何得罪天主教教徒感情的词句。

[117]因此，在原始社会中就已存在私人财产。惩罚在格劳秀斯的理论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212]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早期的主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土地以及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所有低等动物（inferior Creatures）都为人类共有。[51]苏亚雷斯也曾提到类似假设，尽管是为了拒绝这一假设而提及的。这些历史事件和文献确实都在人权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85]洛克也提到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但他主张由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拥有所有权，人们可以通过劳动使自然物脱离自然而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正如瑞典法学家斯蒂格·斯特伦霍尔姆（Stig Str?mholm）所说，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应建立在法治（rule of law）原则基础上，是洛克对西方法律思想更大和更持久的贡献。

[1]或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长期以来格劳秀斯不仅被视为国际法学之父，也被认为是近代自然法学之父。在这一传统中，自然权利被认为是具有最基本道德重要性的权利。

[84]他在《战争与和平法》第2卷中指出，针对错误地解释神法的人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成为一个人的道德资格，使其合法地拥有（财产）或从事某项行为成为可能。

1998年12月10日，前南地区刑事法庭（ICTY）在检察官诉富伦季奇（Prosecutor v. Anto Furundzija）一案判决中指出：人权条约所规定的禁止酷刑是在紧急状态下也不可克减的绝对权利。[127]格劳秀斯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在一种明显的君主制政府形式下幸福生活的国家的例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关于自然状态，洛克否定了霍布斯所描写的战争状态，而是借鉴了普芬多夫的和平状态观点。[192]（三）洛克式自然权利——对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的发展和超越洛克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是《政府论》两篇。

关于人的尊严这一表述如果不意味着根据自然法，人有权受到尊重，是权利的主体，拥有各项权利，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前者则称为以力取得的国家。

第一种传统在历史上最终被证明是更重要的，我将称其为洛克式的自然权利概念，因为洛克大概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倡导者[152]。[151]自然权利的第二种传统是德沃金的弱义上的权利。

然而，从历史上看，现代人权的观念起源于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已经占据了整个自然法理论，因为自然法仅仅是尊重彼此的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人们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45]格劳秀斯进一步将法区分为自然法与意志法两大类，其中自然法被认为是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律法和道德准则。[145]自然权利理论主要是在17世纪形成的。[184]格劳秀斯提到了人类社会在原始状态下从财产共有到财产私有的变化。

在这个秩序里，教皇在精神事务中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管理世俗事务方面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威。[96]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指出，在17和18世纪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权利的重视和强调，重点由自然义务转向了自然权利。

他对古代文献的参照，有三分之二来自《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通常与注释法学家（Glossators）及后来的评注结合引用。[88]总之，格劳秀斯是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来的。[182]又如，财产权观念在洛克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